以理雅各为代表的19世纪英美学者对《庄子》文本的研究,启发了后来学人的研究方向。20世纪以来,英美学者对《庄子》文本的研究逐渐丰富。先秦至西汉初期的典籍,最初的篇章大多并非出自一人之手,最终结集也经多人编辑,成书过程具有不同于后世著作的特殊性。英美学者对此有充分的认识,并基于这一认知展开对《庄子》文本的研究。

关于单篇写作时间

及成书年代

英美学者除了袭用中国学者的成说之外,还考证了一些篇章的具体写作时间。华兹生(Burton

Watson)认为,《让王》《盗跖》《说剑》《渔父》四篇的写作时间可能是汉代早期,因为其形式和风格与《史记·日者列传》是如此接近。葛瑞汉(A.C.
Graham)提出,内篇写作时间是公元前320年。《骈拇》《马蹄》《胠箧》及《在宥》的第一部分,写作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5年前后。《天地》《天道》《天运》写作及编辑的时间,可能在公元前2世纪。《让王》《盗跖》《说剑》《渔父》写作时间可能是在公元前200年前后。克里斯托弗·兰德(Christopher
C.
Rand)认为,《庄子》的写作时间是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150年之间。阿瑟·韦利(Arthur
Waley)认为,《说剑》很可能是公元4世纪到7世纪之间被编入《庄子》一书的。罗思(Harold
Roth)论证《庄子》编定的时间是公元前130年左右。

关于作者及编者

越来越多的英美学者认为《庄子》一书只是以庄子之名而行世,是否为庄子本人所写无从查考,也没必要去考证作者究竟是谁。韦利指出,《庄子》并没有声称是庄子的著作,它只是包含一些关于他的奇闻轶事。白牧之认为,研究《庄子》的作者是谁注定徒劳,研究《庄子》文本本身的构成才有意义。梅维恒(Victor
H.
Mair)则说:“现存的《庄子》肯定地说不是由庄周,那位人们推定的作者写的。”“还没有人发现值得信任的方法,可以有力地哪怕是仅将内七篇的作者确定为庄周。”

葛瑞汉对《庄子》一书包含的多个思想学派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辨析,这一研究展开的同时,也即在辨析、考查某些篇章的作者或编者。他通过对《庄子》书中语词、语法、哲学术语、人物与主题等方面的详细考辨,将《庄子》文本分为六组,内篇为庄子所作,外杂篇中不同篇章的作者或编辑者分别是无政府主义者、杂家学者、庄子后学、杨朱学派,杂篇中某些篇章中的文段看起来像庄子本人手笔。

对内外杂篇的形成及划分依据

英美学者大多沿用了中国学者通行的说法。至于内、外、杂篇产生时间的先后,与中国学者通常认为的内篇产生在先,外、杂篇在后不同,英美学者大多认为外、杂篇作品并不都晚于内篇。阿瑟·韦利指出《庄子》一书质量有优劣之分,然而,也没有证据说明那些好的部分要早于那些差的。华兹生说,内七篇在时间上可能是最早的,但是无法证明这个假设。外篇和杂篇的一部分可能与内篇同样古老,一部分从其风格和哲学价值来看,无疑晚于内篇。伊斯特·克莱因(Esther
Klein)则对战国时期是否有内篇提出疑问。他认为在司马迁之前的时代,“核心《庄子》”并不包括内七篇。它们不是明显区别于其他典型《庄子》材料、有重要意义的整体,也不是以长久以来被接受的形式而存在的。

对《庄子》文本的

重新编译

《庄子》中可能有文字错乱之处,以这一认知为基础,英美学者对《庄子》文本进行了重组。以下介绍的三种选译本或全译本,包含着译者对《庄子》文本问题的思考。

阿瑟·韦利的《中国古代三种思想方法》一书,没有完整地译介《庄子》中任何一篇文章,他只是分类选编、翻译并评述了《庄子》某些文段。他选定了十二类加以译介,依次是:庄子和惠子的故事,老子和孔子的故事,古人,强盗与圣人,死亡,蜩与学鸠,瑜珈,吴王与巫师,养生,得道者与道,和其光,同其尘。

葛瑞汉的《〈庄子〉:内七篇及其他篇章》一书,对《庄子》文本进行了全面重组。他特别关注《庄子》的文本、语言和哲学问题,把《庄子》一书变成了一部类编。主要从哲学思想的角度,把《庄子》内七篇之外的篇章划分成以节为单位的文本,按不同思想学派重新加以分类编录、翻译。

梅维恒的《游于道:庄子的早期道家故事及寓言》一书,从正文中删除了16处文段和十几个句子,以“删去的段落”为题将其置于全书附录之末。作者说明:它们被从正文中移除,是因为“它们是伪造的,或者是后来的评论以及另外类型的解释,这些解释被错误地吸纳到文本之中”。《在宥》和《达生》两篇被删除得最多。内篇中的有些段落也在文本有问题之列而被删除。

结语

《庄子》是一部多种声音、文字片断的集合体,是英美学界的通识。就研究思路和方法而言,辨析《庄子》文本中不同思想学派的声音,分属于不同篇章的文本之间的关联性,追寻《庄子》一书文本的原初形态,就成为英美学者《庄子》文本研究的总体思路。

从概念、语词的运用和思想的渊源等各个方面,对《庄子》文本内部各学派的文本详加辨析、考证,葛瑞汉是成绩最卓著者。他在《〈庄子〉有多少是庄子所写?》一文中,分别从习惯用语、语法、哲学术语和人物与主题四个方面列表分析。在对表格的评论中,葛瑞汉考察了一些词语与庄子文本分层的关系。葛瑞汉的《庄子:部分译稿的文本注释》一书,与其译本相辅相成。该书引述了中国古代、现当代学者31种有关庄子的论著以及若干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,讨论了大量词语、句子、文段的意义。

把《庄子》置于战国至汉初整体的文本语境之中,侧重考察《庄子》与其他文本的关联,包括《管子》《列子》《韩非子》《荀子》《吕氏春秋》等,以及汉代文献《史记》《淮南子》和贾谊赋,还有出土文献,梳理与《庄子》文本相同或相近的语句,统计其他文献对《庄子》的引述情况,从这个视角出发进行研究,罗思和伊斯特·克莱因的论文具有代表性。

总体而言,国内现当代学者对《庄子》文本研究的趋势是超越真伪之辨、作者之疑、优劣之分,走向对书中多种声音的辨析,对各家思想流派之间互动的关注,对《庄子》成书过程的探讨。综观英美学者的研究,也具有同样的特点,而且,他们对中国现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借鉴,也是显而易见的。他山之石,固可以攻玉,但也应当看到,他山之玉,有时也可能取自本土之石。在研究海外汉学时,笔者认为,既不应片面地强调海外学者的观点、方法,而不知其与中国学术之渊源;也不应当片面地强调其与中国学术之渊源,而忽略其强烈的思辨性。唯有如此,才能真正知己知彼,更好地借由他人之眼观照自我、认识自我。

(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20世纪《庄子》在英语世界的传播”负责人、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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